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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东京的中国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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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2006-07-27 11:15更新 来源:转载文章 | 发表评论 | 第1页/共2页 <<上一页 | 下一页>>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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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情悲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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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他,我心甘情愿成了黑户口
1998年秋天,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我急于出国留学,说服父母举债7万元,通过中介公司来到了日本,就读于东京大崎区伟光外语学院,专修日语。我仅用半年时间就通过了日本文部省认定的日语能力一级测试,随后跳级上了大学升级班,就在那里,我遇到了齐峰。
齐峰大我两岁,来自浙江的一个小城市。他寡言少语,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和漂亮的毛笔字。他还有着南方人少有的高挑身材,面容清俊,除了性格有些阴郁之外,我挑不出他任何毛病。当然,他比我更穷,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为了出国欠的债还剩下很多。
齐峰不是那种会主动向女孩子示好的男人。我留意到班上喜欢他的女生很多,其中有来自台湾的富家女,但他都不正眼看一眼。也许正是他的这种‘酷’让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,久而久之,我爱上了他。为了能更多与他接触,我跑到他打工的新宿中华料理店附近找了一份快餐店的工作。
一次半夜下班,他路过我的快餐店门口时,等候多时的我主动向他打了招呼。看到我,他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那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他笑,我的心因为突如其来的温暖而颤栗起来。
那时圣诞将至,我和他经过24小时营业的7-11店时,店里正放着热闹的圣诞歌。我站在门口,听着歌忽然不想走了。他柔声问我怎么了,我说这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二个圣诞节,虽然我踩的土地是别人的,听的洋曲也是别人的,但不知道为什么今晚我不觉得孤单了,好像这个节日也跟我有点关系似的。听完我的话,他让我等一下,然后冲进了店里。等他出来的时候,他把我的双手拿起,将一袋漂亮的糖果放到我手里,说:“这是很便宜的圣诞礼物,才240日圆。不过有人说过,人生就像是糖果袋,打开了,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。所以别泄气,我的小妹妹,至少你还有我……”说着,他很自然地把我搂进了怀里。
1999年圣诞夜开始,我们住在了一起。同齐峰一起,我发现自己完全变了,以前
最讨厌的洗衣服、做饭这类家事都变得爱做了。我心中想的只有齐峰,想着如何让他过得更舒适,如何减轻他的负担,如何让他更爱我。爱情是盲目的,我已完全成了瞎子。
大学考试的结果出来了,如我所愿,齐峰考入早稻田大学,而我考上了上智大学。双双考入一流大学,我们成了学校里人人瞩目的情侣。但这场欢喜不久便烟消云散,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--学费。当时我的存款接近100万日圆,刚好够我自己的学费,而他的存款几乎是零。我们找不到任何人提供援助。我陷入了两难选择:一是交自己的学费,上自己的大学,找自己的前途;二是替他交学费,自己则被牺牲。
我最终选择了后者。爱情,总是要有一些牺牲的,不是吗?我们本打算先登记结婚,随后我再办理陪读签证,但齐峰那边学费催得一天紧似一天,情急之下,我唯有放弃一切,成全了他。失去升学机会后,我便作为一名不法居留者,非法留在了日本。这一切,我在山东的家人都毫不知情。
我没日没夜地打工,筹集齐峰的学费和生活费,他也尽一切可能来帮我减轻负担。日子很苦,但跟他在一起,再苦我也觉得是甜的。只有一点,由于我是黑户口,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每次看见警察总是心惊肉跳;还有,我没有任何合法证件,甚至都不敢上医院。一听到警车声我就下意识地逃跑,如果被警察抓到,我会立即被遣送回国,而且永远不可以再登陆日本!
2001年夏天,我母亲在烟台家中病危,家人打电话催我回国,我却有苦难言。我再一次面临着亲情和爱情的抉择,而我又一次选择了后者--我离不开齐峰,我真的离不开他。我没有回国为母亲送终,也没能参加她的葬礼。母亲去世后,我向家里寄的钱也越来越少。在家人和亲戚的眼里,我成了一个不孝不义的女儿。我只有把委屈的眼泪都流到肚子里,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解的。
我开始遭到黑客的敲诈
母亲去世后,齐峰向我承诺,他大学一毕业马上与我结婚。用他的话说,就是用爱情与婚姻来补偿我为他所做的牺牲。那期间我做了一次人工流产,没有钱,没有身份,我们是不能要孩子的。我等的,只是他大学毕业。
这一天终于来了,可是他并没有同我结婚,因为他放弃了就职的机会而选择继续攻读硕士。我虽然失望,但也感到欣慰:他是优秀的,他不是那种只做公司职员便完结一生的人。2003年春天,齐峰进入早稻田国际政治部的硕士学院,而我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。这次流产后,我身心交瘁,我预感自己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齐峰安慰我说只要我们在一起,将来有没有孩子他都不在乎。
因为齐峰在硕士学院的奖学金较高,我不必像从前一样辛苦打工,于是把多余的时间用来学电脑,这是他不知道的。2004年春天开始,我的周围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,先是无言电话,好像对方摸清了我一个人在家的时间,总是在我最害怕的深夜或清晨打来。我告诉齐峰,让他想办法,他提出报警。但我是非法居留者,报警无异于自投罗网。后来干脆我们把电话线拔掉,我改用手机,只有齐峰知道我的号码,电话骚扰才就此中断。然而,半个月之后,我余悸未消之时,突然又收到一封恐吓信,就是这封信把我推向了不幸的深渊。信是用汉语打字的:“限期一礼拜之内将200万日圆
付于樱花银行新宿支店普通023×××胡的账户。到期不付,将向警察局揭露你的身份。”
我惊呆了。齐峰也很震惊,问我是否在打工时跟人结怨,我怎么也想不出来。他又追问我有哪些人知道我“黑户口”的身份,我说只有少数几个相当要好的朋友。他告诉我说最近东京经常发生中国人敲诈自己同胞的案件,因为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自己周围人的内情,日本人想使坏也无从下手,搞不好是我的朋友中的谁干的。我说我的朋友中绝对没有这样的人,我敢拿脑袋担保。他无奈地摇摇头,只说等等再看。
我拖了一周没有付款,不想到第二周接连收到三封恐吓信,语气一封比一封更重。那以后,我处在一种恍惚状态里,夜不能眠,白日又心惊肉跳,有时睡到半夜会突然从噩梦中惊醒,然后无缘无故地大声哭泣。齐峰尽可能地安慰我,我睡不着的时候,就搂着我说些笑话,哄我开心。为了改善我的睡眠,他还特意让朋友从国内寄来上好的人参等补品。每天出门前,他都嘱咐我不要给陌生人开门,遇到突发情况,第一时间打他的手机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都会很不情愿地放开他的手,而他就会非常温柔地吻我,然后像从前一样哄我,要我乖乖地呆在家里,等他晚上回来。
2004年8月5日,那天早上我心情特别烦躁。可能是对方故意的沉默让我格外不安的缘故,我哭着求齐峰不要出门,要他在家里陪我。他想了一会,还是无奈地对我说今天有东大教授的特别演讲,关系到去美国公费留学的人选问题,不去不好。我的眼泪流了下来,问他:“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健康漂亮的小姑娘,而是个病秧子了,你还爱我吗?”他刮刮我的鼻子,说:“小妹妹,又胡思乱想什么呢?你现在这样还不都是这些年为我付出的?我要是辜负了你,你就杀了我,怎么杀我都毫无怨言……”我捂住他的嘴,不让他说下去。
一周后,第四封信终于到了。我颤抖着双手拆开信,人一下子瘫在了地板上。这次对方给出的付款限期是一天之内,否则,警察随时会敲响我家的房门!我束手无策,打齐峰的手机,却是关机。百般踌躇,在银行关门前的15分钟我终于赶到了银行,背着齐峰向那个账号付了款。
齐峰回家的时候,看到我脸色惨白如纸,吓得赶紧让我躺下。他问我是不是又有信到了,我说没有,只是觉得自己好可怜。我说,你知道吗,你是我全部的希望,如果你抛弃了我,我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他温柔地吻我,让我再忍耐一年,等他拿到去美国公费留学的资格,他就送我回国,然后我们在国内举行婚礼,一起去美国。我在他的怀里哭道:“你说得太美了,可我感觉我看不到那一天了。”
他抱紧了我。那一瞬间,我似乎又获得了力量和希望。
2004年8月20日,我竟又收到了两封同样的恐吓信,这一次要求的款项是250万。我很奇怪,对方怎么会这样清楚我存款的余额正好是250万?我觉得自己是案上的鱼肉,唯有任其肆意宰割。半个月后,几经折腾,我还是背着齐峰将剩余的款额付出,而对方竟再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要求。这两次付款后,我几乎分文不剩,几年来的辛苦储蓄一朝耗空,我一下子病倒了,被不明缘由的高烧困扰着。但是,我坚持着没有去医院。
溅血的婚纱啊,见证我这悲惨的爱情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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